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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99.11.24)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
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 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一)。
二、第二級 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
    製品(如附表二)。
三、第三級 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三
    )。
四、第四級 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四)。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每
三個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
另以法律定之。

刑事訴訟法(101.06.13)

第 2 條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一律注意。
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

第 163 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
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
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第 273 條

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
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序,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
一、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
二、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及
    決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序。
三、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四、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
五、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六、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七、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之文書。
八、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於前項第四款之情形,法院依本法之規定認定無證據能力者,該證據不得
於審判期日主張之。
前條之規定,於行準備程序準用之。
第一項程序處理之事項,應由書記官製作筆錄,並由到庭之人緊接其記載
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第一項之人經合法傳喚或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法院得對到庭之人
行準備程序。
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有欠缺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法
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

相關判例裁判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2966 號 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06 月 14 日
要  旨:
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
;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
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
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
,另見後述),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一百六十一條),被告受無
罪推定保障(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一百
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四條至第一百七十條),訴訟程序原則上由
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
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學理上稱為改良式
當事人進行主義。於是:(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
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
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
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
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
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
(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
及嚴格證明法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檢察官之起訴,自
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
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
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
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至於
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
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
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
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
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
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
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
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
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
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
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三)、至案內存在形式
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
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二
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
、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第二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
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
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二條第一項)與澄清義務(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
項)。(四)、九十一年二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所
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
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
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
)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
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
權,九十二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九十
八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
法之效力」,九十九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六條
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
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
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
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
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
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
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
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八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二年之內,應檢
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
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
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良以在訴訟三面關係之
架構下,角色分明,本不容相為混淆,加以有前述法官曉諭、告訴人等委
任律師閱卷、在場、陳述意見等各配套措施,而具有治安維護者與公益行
政角色者(含保護被害人權益)之檢察官,精密偵查、翔實蒐證、認真實
行公訴,原為其責無旁貸、無可迴避之職責,基於檢察一體和審判中變成
當事人一造所應承擔之任務、功能,豈可再冀求、依賴法院代為調查不利
於被告之證據,並謂法院若不此之為,即有未盡職責之違法。易言之,法
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
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
法院復云何哉!然於實務運作時,仍應有其彈性,例如被告無辯護人,或
辯護能力明顯不足,而被訴犯罪或重罪名能否成立,客觀上殊值存疑;或
攸關訴訟經濟、法院量刑職權裁量之公平正義者,斯時法院始有發動職權
介入調查之必要;反之,則否。晚近部分人士未全盤理解本院新見所寓深
意,譏稱「法院天秤往被告傾斜」云者,容係斷章取義,而有誤會。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7年抗字第 344 號 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09 月 30 日
要  旨:
就違禁物或得專科沒收之物,若案件未起訴或不起訴,聲請法院以裁定沒
收之,係檢察官之職權,則檢察官就扣押物是否係得專科沒收之物或違禁
物,自有調查之責,待認定係得專科沒收之物或違禁物始依職權向法院聲
請以裁定沒收之,惟本案經遍查全卷並無送驗資料可供認定前揭扣案物係
屬違禁物,且經原審查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承辦書記官確認本件聲
請之扣案物並未送驗,無檢驗報告可供審酌,則檢察官遽認本案扣押物係
違禁物而依職權向法院聲請以裁定沒收,即嫌無據。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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